220章 李晔的退让 (第2/2页)

孔纬既羞且愧，唯有面朝北面天子禁宫所在，躬身自道：「老臣有愧圣恩。」
　　
　　其余几人也一并向天子隔空请罪：「臣等必诚心悔改，勉力发愤。」
　　
　　杜让能再面朝诸大学士道：「圣上用心良苦，我等既为臣子，岂有不忠心侍奉的道理？圣上所出四题，既是出给考场学子的，也是出给我等的。观圣上之意，是希望我等少些空谈，多点实务，勿论学问之高下，凡于社稷有用，皆当学之习之。愿与诸公共勉。
　　
　　其余几人响应杜让能号召，互相拱手道：「共勉。」
　　
　　李晔终究还是选择了退让。
　　
　　大唐科考，最大的弊端在于不糊名。
　　
　　若要改革科举，便当是启用糊名制。
　　
　　因为科考的最大作用，尚不在取四海之才为朝廷所用，而是调节社会关系，维持整个社会的活力。
　　
　　若非如此，后世如明清已完全僵化、彻底抛却实务的八股取士，凭什么能比门类齐全的唐代科举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　　
　　说到底，就是因为大唐科考不糊名（糊名制其实开创于唐，但只短暂推行后便废止）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当门荫、荐举、授功等其他入仕途径闭塞后，当勋贵和豪族们也开始把目光投向科举仕进后，一般门户子弟便再也没有入仕途径，更别说贫寒子弟了。
　　
　　阶层固化，无论在什么时代，都只会导致一个极其可怕的后果。
　　
　　而且这样的科举于皇权并无益处。
　　
　　道理很显然，举子们中举，全靠了自己的出身门第，中举后当感激回报的，自是自己的家族，而非朝廷，非天子。所以终唐一代，文人对于皇权的依赖和拥戴，都与后世宋明清的士大夫们相去甚远。
　　
　　这根本就不是重文或重武的问题，根源出在了取士方法上。唐代兴办了科举，较先前南北朝时期有了长足进步，也更好地集结了全国资源来为皇权服务，但终无法与后世的宋明清相比，它始终未能去除掉门阀大族对于集权的干扰。
　　
　　李晔看得很明白，但他还是选择了退让。
　　
　　那些门阀大族，如今都位列朝堂，李晔得依仗他们来治理内政，而非与他们全面决裂。
　　
　　而且，从根本上来说，李晔身为天子，皇权的代表，如今已与代表门阀大族的朝臣们绑在了一起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。
　　
　　李晔得依仗他们，而他们，只能在攀附自己身上，才能维系自身和家族传承。
　　
　　或用后世矛盾论的观点来分析，于李晔而言，如今的主要矛盾是藩镇割据，是对外，只有集中力量先解决了这个矛盾，然后才能处理其他内部的次要矛盾。
　　
　　所以李晔退而求其次，只选择重开殿试，以此来跟朝堂大臣们敲个醒钟。
　　
　　你们公器私用，利用朝廷科举来推举家族子弟接任，朕知道，朕也可以答应，但你们必须得举荐出真正有才干的人来治理朝政、来辅佐朕。若你们连这个基本要求都达不到，朕随时可以否决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李晔做如此退让，也与眼下朝廷羸弱，实际无力挑选天下才干有关。